研报掘金丨东方证券：维持比亚迪“买入”评级，自研智驾芯片及智驾安全兜底格隆汇6月1日｜东方证券研报指出，比亚迪自研智驾芯片及智驾安全兜底，将提升智驾竞争力。公司智能驾驶能力全面进化。公司于5月28日召开智能化战略发布会，针对高端智驾“价格高、不敢用”的两大痛点发布两大战略。认为全系车型可选择天神之眼B以及智驾双兜底政策将有望缓解中低端消费者对高阶智驾的焦虑，进而带动公司整体智驾渗透率提升，同时智驾选装也将有助于公司单车售价及盈利能力向上。自研智驾芯片实现制程及功耗领先，有助于提升公司车型智驾竞争力。预计新技术有望助力公司内销改善，海外销量将持续向好。预测2026-2028年EPS分别为4.64、5.37、6.24元，维持可比公司2026年PE平均估值27倍，目标价为125.28元，维持“买入”评级。(来自格隆汇App)

这家从深圳一间50平方米小诊所起家的医疗机构，走了整整14年，终于能够去港交所敲响铜锣了，不容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红星新闻一夜之间走红了！就像大家从来没看过新闻一样，突然发现这世界上，在我们身边的记者，居然还能跑出这样的好新闻来。其实红星新闻才刚刚做了两个事，先是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刺杀之后，红星新闻记者奔赴现场进行采访，发回了大量的独家报道。人们看到这个新闻后惊叹，这么大的国际新闻事件，是成都商报旗下的红星新闻干的呢，大指姆从心里伸出。金正男的事情才刚刚刷遍朋友圈不久，红星新闻又搞事儿了，一个四川人在武汉把人家面店老板的头给砍了，人们正在感到惊恐之时，发现朋友圈里悄然又被红星新闻的稿子刷屏，原来这个四川人还是一个精神病残疾人。报道把大量的目击人的讲述进行了梳理，勾勒出一个大致完整的行凶过程，稿子很快十万加。于是乎，两场胜仗让红星新闻彻底扬眉吐气，QQ群微信群、大街小巷都在说它，就像久旱逢甘露，一夜之间红星照耀中国。大大小小的自媒体都在说红星新闻创造的奇迹，也有说是一个全新的好模式。说句实话，红星新闻这两次做的新闻确实很不错，但这些自媒体写表扬稿也写得太夸张了，难道其他媒体记者做不出来吗？这种新闻放眼到十年前的都市报鼎盛时代其实比比皆是。那年头，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等媒体你追我赶，唯恐自己在重大新闻事件上缺失了自己的声音，甚至在同城媒体竞争中，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相当激烈，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采访到，竞争对手采访到了，记者和采访部门的负责人都要被罚款。换言之，那个年代，就是比拼的新闻专业主义，比的是谁能更快抵达新闻现场。虽然那是一个网络传播并不发达的时代，但是记者们所追求的都是现场、现场、现场，因为他们都坚信，只有抵达现场的新闻才能够更好地去还原新闻事实，才能够有机会为读者讲述新闻事实。于是，成都商报大声地喊响一句口号：“新闻发生了，商报在现场”，而对面的华西都市报也为自己开辟了名牌栏目“华西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笔者有幸在当年最鼎盛的两家都市报工作过，从事过很多的调查新闻工作。每每发生重大新闻事件后，报社领导给我打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马上买机票，去哪里哪里。那是一个富有新闻激情的时代，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国内媒体圈非常知名的记者龙灿曾经在华西都市报做机动调查记者，我刚刚毕业进报社那会儿问他，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你们那样的记者。他说，只要报社愿意给你每年付出几万元、十万元的机票钱，你就能够成为和他一样的记者。他的这句话说明了当时新闻环境的两个状态，一个是新闻人都是以采访现场新闻、做调查记者为荣的，二个是去现场报道能够对记者采访技能的提高有决定性的帮助。所以，像现在红星新闻做的新闻，放在那个时代其实就是常态，而现在被刷屏恰恰说明了我们在新媒体转型过程中把曾经的优势丢失了太久，在自媒体的短暂荣光中迷失了太久。环顾现在的媒体圈，大有一种自媒体化的趋势，记者不去现场了，或者没有条件去现场，或者媒体没有财力和兴趣支持记者去现场，流行起办公室闭门造新闻，甚至整合新闻、改编新闻成为一种时尚。有些媒体搞新闻一年到头没搞出什么花样，倒是搞公众微信号搞得风生水起，每天为阅读转化率不到5%的阅读数据抠破脑袋，实在不行就搞一些整合稿件配上耸人听闻的标题党，挣得聊以自慰的阅读量。不是说媒体干公众微信号就不是做新闻，真正的好新闻，比如红星新闻的内容，就几千个粉丝也能获得十万加的阅读量。很多媒体自媒体化、微信化的本质并非是做新闻，而是配合了公众号营销的需要，可以给这种心态定义叫新公关主义。新公关主义与新闻无关，新闻是为讲述事实，新公关主义旗号下的自媒体是为了包装传播。自媒体们最根本目的并非去践行新闻专业主义，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粉丝活跃数据，以便获得更多的广告单子。正如今天刷爆朋友圈的文章《当每个自媒体都想从帽子里变出兔子，已经没有记者在赶往新闻现场的路上了！》所说，随着传统媒体的垮塌，一起垮塌的还有正规新闻的采访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带来的叫做新闻事实的产品。但凡经历过都市报兴盛时代以来的媒体人，都不会大惊小怪红星新闻才刚刚做出的两个新闻。然而，在这个新闻匮乏的时代、浮躁的新闻虚无主义时代、急功近利的自媒体营销时代，红星新闻重新重用当年那帮做新闻的人来做点新闻人该做的事，是难能可贵的。问题是，他们这样子搞，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彻底复兴呢？作者：涂劲军 资深媒体人

最近在和一些新同学交流的时候，总结了一些对新媒体运营的认识。这些认识是从长期的新媒体观察和实践中发现的，今天随意说两句。现在很多媒体人都热衷于做公众微信、微博，虽然说做的人很多，但是做成功的屈指可数。而那些过去在做了很多优秀报道，当了很多年优秀记者的人，我认识的一些，真正做得好的没几个，反而有一些没当过记者的人却做得相当好，做的号粉丝又多，每天阅读量相当高。同时也获得了不少的广告收益。我发现这些做不好自媒体的记者们都有一个毛病，似乎太重视自己对内容的认识，而忽略了公众对内容的需要。他们很多时候口口声声说天天转载别人的有什么意思呢，于是心里想隔三差五有了一个原创的再发微信微博。但是自媒体最重要的玩儿法不是你过去在传统报社的玩儿法呀。很多记者进入一些报社的时候，这个报社可能已经有大量的发行了，基础就摆在那里的，也就是说你有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你随便写一个什么新闻，可能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所以，过去就有一句话，平台决定记者的名气。过去，同样出道的年轻记者，在南方周末发展的速度，肯定往往比一个在一般都市报提升得更快。这就是平台影响力决定的，如果单从采访能力讲，他们可能在最初的一个时期其实差不多的。而现在在做新媒体，完全是一个新的传播平台，没有基础粉丝，这些记者们如果还按照自己在传统纸媒的玩儿来做，肯定就不行了。所以我在给几个兄弟伙建议的时候，就说了互联网讲究的是粉丝经济、批量生产、反复曝光。有非常好的原创当然很好，但是你没有原创的内容，甚至你的原创内容本身也不那么好的时候，你需要选好稿子，为用户推荐优秀的内容也是一个平台的责任。内容解决了，还得解决推广的问题。首先的一个推广就是在自身平台本身的推广，从标题开的推广。关于这个事儿，我之前也很困惑，我们都是读着很多新闻经典书籍做起新闻工作来的，写过很多新闻，也做过很多好的标题。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写新闻，写一条消息，我都会思考很久，主要就是思考标题和导语。因为古人有云，题不正则文不顺。所以，我就往往在这些方面思考许久。后来进入了华西都市报工作后，写很多稿子就上手很快了，虽然当时在报社还是菜鸟，但是也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菜鸟了。但是现在搞新媒体却一度发现有点不适应了。因为现在太多的公众微信账号上的微信越来越没有节操，往往将真正的内容不提及到标题中，而是用更加扯眼球、更加无底线、更加欺骗人的方式引导用户点开微信内容来看，特别是发布一些软文的时候，更是有效。因为微信的阅读量可以大幅飙升，只要阅读量上去了，排行上去了，那么在领导那里就可以交差了。 用户怎么想，不管咱们的事儿。作为传统媒体过来的人，在这个方面，是最难以接受的。但是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那样做，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也不会等你的。所以，我也想通了，只要不要太没节操，违背新闻基本事实取标题，按照新媒体传播规律来办事情，你的微信阅读量就一定会大起来，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你所需要传递的信息被阅读的几率就可能大幅提高。有机会让别人阅读你的东西，总比没有机会好！当然，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这些标题党外，有一些新闻节操的事情还是要坚持的。人总还得有点坚守吧！但是仅仅让标题成为你的阅读提升器显示不行。有一些哥们做自媒体，做了很久，内容确实不错，但是粉丝少得可怜，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还是传统媒体思路搞新媒体，做了内容之后，就毫无动静，不闻不问，不主动出击。这是不行的，你看每天很多微信群里，不少的新媒体人天天都厚着脸皮分享自己的内容，而且病毒般往各个群里发。虽然可能有一些同学会反感，但是你的内容很好，你主动给大家介绍你辛苦做的内容，大家也不会拒绝你的好意的，久而久之，你的第一波粉丝量就起来了。以后提升粉丝和增加阅读量的效率就会越来越高。扫视一遍国内那些新媒体做得好的人，有很多人根本就没做新闻，还有很多人也没有报道过多少厉害的新闻，比如有一个什么记者圈，人家的运营者就没做过新闻吧，居然把你们很多记者的生意给做了，而那些做了很多年记者的人却始终没把自己的号做起来，既没多少粉丝，也没多少阅读量。想起这些，都觉得咱们很丢脸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传统媒体长期导致的思路造成的。在过去传统媒体讲内容生产为王，后来互联网开始崛起扬言说是渠道为王。但是在现在的时代，两者是不分开的，内容与渠道不可分割为两个独立体单独为王，它们应该是天然合成的，进而发展为现阶段的信息服务为王。要想让自己的新媒体做得好，首先得有一个基本的营销服务的精神。只有将自己的每一个优质的为目标用户需要的内容，加上我们的主动推广服务，才可能成功。你看那些做新媒体大凡成功的人，除了你有天然的基因和资源基础，比如人民网这些外，你一定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屌丝，要有一股疯狂的劲儿去做。做新媒体的人，天生就和IT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天然有着疯狂的获知信息的癖好，天然有着不吝分享的癖好。你可以无时不刻地发现他们在看新闻，无时不刻地发现他们在朋友圈、微信群兜售传播各种内容。在你条件合适，又有这种狂热的追求的情况下，你做的新媒体再怎么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吧。如果你作为一个新媒体人，连微信不玩儿、朋友圈不刷，自己也没个独立的微博来刷，微信群都没加几个创建几个，甚至连微信支付都不知道怎么用，那还混什么新媒体啊？总结一些片段，供自己学习，供大家分享。 

作者：杨万国 新京报经济新闻部副主编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细致观察了英格兰一个小小的扣针制造厂。这里的10个工人，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铁丝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又分成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最终将扣针装进纸盒，都成为专门的职业。斯密发现，在这样一个机械设备简陋的小工厂，10个工人如果勤勉努力，一日能成针12磅。按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而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分工，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斯密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人民得以普遍富裕，是各行各业分工的结果。可见，社会分工是多么重要，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最近，新京报报道了北京“井底人”王秀青的故事。这位三个孩子的父亲，在北京的地下热力井穴居10年，干“黑洗车”的营生。报道后，市政部门立即用水泥封掉了井口。因为媒体的报道，导致王秀青们失去了住处，报道引来同行的质疑，一名媒体人称自己数年前就知道此事了，他认为：“王秀青们不需要媒体关注。”细察媒体人此番争论，缘于多数人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本分是什么。记者，按照中国职业分类大典，属新闻工作者，是中国1838个职业的一种。记者的职业本分就是为社会采集、报道新闻。王秀青穴居井底10年，从一个记者知道这件事的第一刻起，他的职业本分就是把王秀青的命运以最公允、最真实的原则告诉读者。至于报道之后相关社会组织的反应，那是另一层面的社会分工：市政局可能捣毁他的“家”，民政局可能救助他，城管局可能取缔他的“黑洗车”营生，而某个公司可能给他提供一份合适的工作……凡此种种，构成了社会的分工。市政局在判断是否允许王秀青们穴居井底方面，显然比记者专业。只要这些分工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遵从各自专业的判断履职，最终的方向会是产生好的结局，而不是相反。在我国的现实中，记者职业被赋予过多的角色幻影。面对报社门口常有的访民，各种纷至沓来的举报信，记者常常混淆了自己的角色，以为自己是慈善工作者、检察官、法官，抑或心理按摩师。试想，如果一个警察在抓逃犯前，先考察其幼子是否需要慈善组织介入援助；一个记者在报道穴居者之前，先查查此人是否是逃犯需报于警方；一个法官在判案前，先思考一下此案的新闻性，进而去撰写有新闻阅读品质的判决书，社会分工会多么紊乱，岂能不乱套？如果一个记者把自己当做慈善人士，把大量没有新闻价值的求助信息登在报纸上，或者把自己当做法官，在报道中追求法律条文的完整赘述，而不是新闻作品的生动和翔实，那这个社会的新闻产品一定类似斯密所观察的——没有分工生产的扣针，质量粗劣堪忧。同样，如果一个记者面对读者理应知道的新闻刻意隐瞒，既是不职业的表现，也与社会分工的原则抵牾。甚至，是对读者的怠慢和渎职。

   迎接新闻业的“小时代”——报业转型的再思考与北京媒体的实践观察□ 文/王学锋提要：随着两家主要报业集团的重组，上海成为继深圳之后又一座“一城一集团”的一线城市，同时，“大小文广”也整合到一起。在此之前，北京的电视台和电台已经戴上“北京广播电视总台”的帽子……看起来，做大已不只是做强的选择，更是生存的必须。然而，未来的趋势真是抱团就能求生？本文作者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实地考察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媒介变化，并作为课题主要负责人于2013年完成北京市软科学项目“首都媒体面对新媒体的现状与问题专题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当前的趋势不是抱团而是拆分，不是做大而是做小。关键词：报业转型  小时代  产业模式做大做强已经不是趋势时报公司在解释出售《波士顿环球报》原因时说，要把精力放在经营《纽约时报》一个品牌上，华盛顿邮报公司把主报转售贝佐斯，自己主攻教育产业。《新闻周刊》当年象征性地以一元钱出售，最近又回到市场，但“盘子”变得很小，仅印发几万份“精品杂志”。表面看，面对互联网的竞争，报纸只有把自己“搞大”，才能和动辄百亿美元身家的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一争高下。事实上，报纸这类市场经济的小型参与者与网络公司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作为新经济平台出现的互联网，改变的是整个生态，并终将为富有生机的新闻机构提供更宽广的疆域。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新闻业，正在进入一个“小时代”，这是判断当下媒体行为的前提。无论中外，“新闻+广告”产业模式都已不再2013年以来，各地不断传来报纸亏损的消息，营收下滑20%已算不错。一些上市传媒公司的问题更明显，作为主业的广告经营全部下挫，少数挣钱的公司收入也主要来自非报纸收入如房地产经营、基金投资等。经历了都市报业近三十年的高歌猛进，我们已经习惯办好报纸就能赚钱，甚至在金融危机时声称，中外情况不同，美国的今天不会是中国的明天。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报业下滑的三步曲：广告下滑、裁员减薪、关门歇业也会在中国上演。即便如此，许多人仍不愿承认“新闻+广告”模式破产的事实。事实上，网络时代，媒体通过受众吸引广告这一传统模式的弊端已经暴露。传播载体的高成本导致传播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了发行成本占一半，内容成本却不到15%的倒挂现象。如果说，过去大众还只能被动接受，现在，公众有了效率更高的方式，广告主也可以用更小成本获得大规模受众。无论是百度的定位搜索，还是微博微信的社群关系，都与广告诉求直接对应，而不再需要传统媒体模糊筛选。具体来看，曾经是报纸基石的分类广告，如今供养着百度、58同城；汽车商有了自己的交易平台；房产公司更愿意用手机精确定位客户；商场由于淘宝、京东的出现而钱包干瘪、自顾不暇；最忠实的电器连锁客户如苏宁在极力发展自己的苏宁易购……报纸所依赖的二次销售模式，变成了“低效率高消耗”的淘汰对象。一些专家建议的数字化方式能否让报纸广告获得新生？在此也来逐一分析：　　付费：《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这两份各自市场中最具独特内容价值的报纸，都在尝试付费墙业务，收益却少得可怜；数字广告：全美数字广告年度统计显示，报纸从网络版获得每一块钱广告，相对应的，在印刷版将损失七块钱广告；营销：中外报业老总都在感慨，我知道报社要搞活动，但除了办讲座还有什么可做的？产业延展：会展、咨询等所谓“长尾”业务，带来的只是几万元几十万元的小生意。在资本市场上，已经上市的人民网，盈利主要来自政策性返还。报业困局的真正原因，在于不敢正视一个不赚钱的新闻业。正如一位供职长达40年的老记者告别《华盛顿邮报》时所说：整个邮报正在被一种“恐惧”的气氛所笼罩，对发行量下滑的恐惧，对广告下滑的恐惧；对利润消失的恐惧；对网络的恐惧……恐惧最终会腐蚀整个编辑部。　　新闻需要回到起点，走向公共事业习惯了做大做强后，今天，需要勇敢走向相反的方向：做小，做散，做实，走向公共事业。2010年，ProPublica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非营利新闻机构。“报纸的商业模式即使失败了，但新闻的社会角色依然存在。”类似的公共机构近年在美国层出不穷。在圣地亚哥，“圣地亚哥之声”对政府、商业、房地产、教育、健康等“关键领域”进行调查。在奥斯丁，非营利组织“德州论坛”重点关注州政府政策动向。在华盛顿地区，前《连线》杂志作者牵头成立独立媒体中心，聘请来自《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开展公共事务调查。这些机构创造出了新的生产方式，比如加州的Spot.us，如果有居民希望关注某一事件，他可以捐助这一项目，金额达到一定数量后，记者就开始调查了……“记者很清楚，他不是为了编辑在采写，而是为了支持他采访的公众”。在中国，微博上活跃的“加V”账号和微信上的公共号，除了像潘石屹那样每天发布北京空气质量指数外，大量的是来自媒体从业者的半官方发布。而在各大城市社区网站和居民论坛上，具有草根性质的“亚新闻机构”已经蔚然成风，如拥有50万注册用户的北京回龙观社区网，至今仍由几个人半业余运营，却提供了本地区从日常新闻到“回超”(足球联赛)、超级回声(文艺演出)、顺风车(公共服务)的一系列服务。新闻业发源于社群，现在，“公共茶馆”功能在电子时代贴上微博、微信标签复活了。美国巴尔的摩市居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社区建设：Baltimore Crime上面有网民每天发来的街头暴力事件；Bmore News关注本地非裔美国人生活；InsideCharmCity上有政府和当地企业的最新发布；BlogBaltimore整合了博客上的本地新闻……人们分享而不是接收信息。这时，新闻机构的出路不是找回曾经辉煌的泡沫，而是要适应在新舆论场的位置，降低身段服务一个个社群。扬弃广告后的“报纸公共服务”模式与变小相适应的，是对广告经营模式的扬弃。金融危机后，美国学术界重新提出“报纸公共服务模式”问题。耶鲁大学调查基金机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只要报纸还继续保持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化结构，就不会真正解决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层次问题。“如果能够将一个新闻机构从这种商业化模式中解脱出来，就像美国的大学一样，成为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营利组织，新闻还会有美好的未来。”这种思潮得到了前《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辑在内的业界人士和大量社会组织的支持，在美国形成了“重建美国报业”运动，努力将报纸纳入非营利组织。这并非异想天开。《纽约时报》着急通过付费墙来掘取少得可怜的收入时，英国《卫报》却通过网络免费阅读成为英语世界第一大媒体，因为后者实行的是由其创始人设立的信托基金管理体制，报纸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效益最大化。在美国，奈特基金、卡内基基金、福特基金、休伊特基金、麦克阿瑟基金、开放社会协会、皮尤中心基金等在2005年到2009年为新的新闻组织提供了1亿2800万美元的资助，其中一半给了几家全国性调查组织。北京媒体的实践与问题在对北京媒体的调研中，我们同样注意到以下变化：一是从一味做大向规模适度转变。2014年以来，北京几家主要报纸不同程度均开始了瘦身。其中，《新京报》减版最多，总版数减少三分之一，原本各自成叠的文化、娱乐、体育内容合并为“文娱体”版组并大幅压缩。《北京晚报》减少了周末版数，部分版面由全彩改为双彩(即彩色版与黑白版各占一半)，以节省印刷及发行成本。二是积极尝试新的传播产品和通道。北京日报报业集团除了拥有京报网外，还在近年发展了北晚新视觉网站、北晚手机报等；北京青年报社除了运营北青网外，近年来着力发展北青PAD产品；《京华时报》在2012年率先推出云报纸，将报纸的内容与手机终端融合在一起；新京报社同时经营有新京报网、京探网和一些垂直类网站。三是尝试经营模式的变化。今年以来，北京媒体也在尝试更加赢利的方式。其中典型的是《京华时报》《新京报》等都市类报纸相继把产经版组甚至文娱版组事业部化，每一个版组承担有相应的广告经营指标……四是不断试水小型社区化产品。这方面动作最大的是《北京青年报》，陆续在北京东、北、西等城区推出面向区域的社区报，报社只派出负责人，后者在当地招聘采编经营人员，运营社区报，通过微信公共账号等方式开展虚拟社区互动。分析上述变化，正如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所言，报纸的厚报时代已经结束，未来报业将是三句话：控制成本、顺价发行、适度发展新媒体。然而，由于多数报纸仍然寄希望于广告模式，不愿低下身段做小求活，导致上述实践并未为北京媒体带来方向性的变革，反而造成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由于该死的死不掉，能活的也活不好。北京目前仍然是典型的报纸“超饱和”市场，除了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和北京青年报集团两家旗下的近十家日报，《京华时报》和《新京报》也已经从体制上进入市属媒体序列，这些报纸高度重合，恶性竞争不断，难以像上海一样腾出手来发展新媒体。报纸各自创办的网站、APP均未能进入规模化运营。仅以《北京晚报》为例，2004年至今，晚报先后推出了手机报、开心网主页、北京晚报人博客、北京晚报QQ、图片网、微新闻、北京晚报微博等产品，但由于缺乏持续投入而很难做大。从更高层面看，许多中央级报纸和行业类报纸的生存已经严重偏离价值规律，除了依托政府资金补贴外，大量违规运用新闻资源拉广告、拉赞助、拉关系，近来曝光的报纸记者站“新闻欺诈”事件，其根源不完全在于个人或个别记者站，而是这些没有经营能力的报纸本身。这样的报纸死不了，有活力的报纸也就活不好。另一方面，都市报的新闻版组继房产、汽车专版后陆续交由广告部门运营，用来拉广告或者刊登软文，导致北京新闻界去年以来不断曝出负面新闻，小到某报产业周刊主编落马，大到某报成了“卖水的报纸”。最能体现这种暗规则的是所谓“企业保护名单”，报社和广告商“捆绑”在一起，根据广告投入的多少对企业实行所谓“新闻保护”：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公布的若干家问题产品名单，见报时会莫名其妙地少几个名字，因为是广告客户；法院正在审理的与某大型家电连锁企业老板有关案件，见报时被隐去了名字，因为这家企业是广告大户……谁都知道这是涸泽而渔但却无一能例外——因为，媒体已经丧失控制广告传播的能力。因此，面对现状需要的不是妥协，而是决断。整个报业必须意识到，继续指望广告已不可能，只有寻找新的多元解决方案——收入方面，除了传统广告及发行外，还应该包括社会(包括社区)事业基金、政府公共基金、公众“众筹”基金三个层面的支持。比如美国加州健康基金组织，就提供了320万美元专项资金，支持当地记者团队对该州的健康问题开展持续三年的调查。在中国，扎根于各类社区的公共服务媒体也初露端倪。当前，应从政策层面着手考虑将报业纳入非营利组织税务分类，允许社会资金对新闻业定向捐赠，推动新闻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如果希望在广告模式失败之际找到新的路径，公共政策的改变首当其冲。”运营模式上，需要从单一的经营主导转向营利、非营利、微营利并存，大型媒体企业与大量中小型社区媒体相互补充。美国300家主要杂志中，已经有26家非营利组织，包括著名的《哈佛商业评论》《国家地理杂志》。我们也需要发展多层次的传播主体，其中，以门户网站、都市类媒体的共谋(个体如《新京报》和新浪网的合作；规模化如腾讯在重庆、杭州、广州等地与当地报业集团合作的“大渝网”“大浙网”等)为契机，探索以网络为主渠道、融合多种形态的新闻汇流平台。管理机制上，要为新闻运营提供兼顾社会责任与经济压力的架构，至少应包括三要素：资产信托管理机制、新闻职业经理机制、社会效益评判机制。特别是，要通过组建资产管理与社会责任管理的“信用与资产委员会”，将出资人权利与对媒介社会责任评判的责任，交付这一机构，由其选择可以对媒体进行高效运营的职业管理者，通过年度综合考核推动报纸履行社会责任。总之，新闻正成为不赚钱的“小生意”。没有一种商业模式可以原封不动地进入未来，要么被替代，要么自己剧变。(作者是《北京晚报》副总编辑、《新闻暗规则》一书作者)

故乡、母亲河为什么变陌生了？——从一条母亲河的死亡说起每个人都有一份乡土情怀，对于我甚是。每一次春节之后，我们都会对刚刚离开的家乡感到十分的惆怅。这种惆怅，一方面是熟悉的，另一方面却在熟悉中逐渐只给我们留下陌生的记忆。似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个故土，回不去了。家乡去哪儿了呢？就我来说，每年春节我都会极力地区呼吁周围的朋友来寻找，来关切。但是每一次呼吁，即便是通过我熟悉的媒体渠道来表达，但依然感到十分的无力，一块承载着我们梦想的故土，仿佛已经越来越远离我们。这种感受是令人难受的。记得2006年春节，我刚刚毕业一年多，在华西都市报担任记者。回到家后，二舅告诉我，你当记者，能不能去管下门口那条河，自来水抽水的地方，全部是鸡粪。二舅所说的门口那条河名叫前河，在我的脑海中曾经有美好的记忆。我的家乡宣汉县南坝镇，是川东北大巴山腹地的千年小镇，素有川东四大名镇美誉，也是一个因河而兴的小镇。记得从我记事开始到我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那条河都是十分美丽的，场镇沿河而建数公里，深浅适宜，清凉透底。每到夏天，河流都成了欢快的澡堂，从场镇的上游到下游，都有人游泳清凉，我和小伙伴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找汽车轮胎作为游泳圈，从上游一直漂流到下游。那时候，简直是太美好了，水也没有任何污染，自来水厂没水的时候，场镇的人们直接从河里打水来做饭吃。而这条河涨水的时候，更是我感到快乐的时候。因为每次涨水，二舅都要拿着渔网下河去捕捉几条鲜活的河鱼来，那个美味简直是难易用文字表达。可是到了2006年，当我和父母来到位于二舅家河对面的自来水厂后，发现这里居然开了一个养鸡场，肮脏的鸡粪直接从岸上流到了自来水厂的取水点。我真不知道这些养鸡场的人怎么想的，这居住在周围的人怎么想的，这养鸡场怎么可以修建在自来水厂旁边，甚至将鸡粪直接排放到自来水取水点。这不仅仅是素质的问题，政府和居民应该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于是，刚刚担任一年多记者的我，满身热血沸腾，随后采访撰写了报道，在上班后作为一个头条发表在了华西都市报上。当然，很快的结果是，达州市政府派出了秘书长前往处理。我当初认为，这样只不过是个案而已，这个小镇，这条河不会衰退下去，依然会保持着原有的味道，但事实上，每一年春节回家，你都会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到了2011年的春节，已经在每日经济新闻工作的我回到家乡。这一次，我第一次感到了一条母亲河的死亡命运！那个时候，新浪微博刚刚兴起，玩儿微博是很多媒体记者十分热衷的事情，将一些不便于媒体发表的东西放在微博上，期望起到鼓与呼的作用。为此，我特意在整个河岸步行了一下午，更清楚地更细致地窥探着这条曾经熟悉那现在又十分陌生甚至厌恶的河流。几乎在整个河岸上，各种生活垃圾遍布，随便在河水里探望下，也能够发现各种垃圾沉淀或漂浮。最恶心的是，各种污水管道肆无忌惮地从场镇中流出，直接排放到河水中。这些污水管道，不是一般的生活用水，很多甚至是直接的粪便。各种恶臭，判决着一条母亲河的死亡命运，毁灭着那些年心存感恩的故土情怀。2011年2月4日，我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希望大家帮忙转发下，四川最肮脏的小镇 宣汉县南坝镇。一条滋养了小镇上千年历史的前河，如今屎尿成堆，污水横流。这是当地公众的耻辱，是政府的耻辱。大家帮忙关注下，接下来我将发布专题图片。”随后，微博经过邓飞、冯永锋等公益名人的转发，很快在全国范围转发起来。不少媒体开始根据这条微博来进行报道。当然想得到的后果是，当地政府又一次积极行动起来，去处理善后。当然，当地镇党委、政府的负责人也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批评。不过事后，当地政府一些人士感觉这实际上很冤屈。他们告诉我，监管确实是有一定责任，不过场镇人口的快速膨胀，超出想象的发展速度，让这个原本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一下子拥挤到10多万人口的小镇。没有污水处理厂，没有专门的管网排污建设，由于很多人是从农村突然涌进城里的，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居民素质，乱停乱放、乱倒垃圾，毫无忌惮。我的这个微博发布之后，可以想象得到是，当地政府开始要重视一段时间了。我查看了下当地媒体的一些报道，当年，政府一方面组织了更多的清洁工进行打扫，另一方面还动员开展了“母亲河保护活动”，让一些学生去捡拾河边的垃圾，让大家相互传播美化环境的思想。当然，我也相信这个美化环境对自己生活好的道理，也深入了人心，大家可能也明白了这个道理。这样的愿景当然也持续了一段时间，2012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就发现垃圾真的减少了许多，河岸边至少没有往年的成片的垃圾了，看起来是刻意进行了清扫。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一个快速膨胀的小城镇失去自我的发展状态。今年回家，我刻意先看了下微博中大家对家乡印象的发言，河道污染是大家谈论最多的，其次就是家乡城镇规划建设的问题。几乎中国所有的快速发展的小镇都面临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河道被污水、垃圾充斥，河流在死亡；乡镇缺乏规划，楼房建设拥挤在陈旧的狭窄的街道上，与蜂拥而至的返乡私家车一起变成最为嘈杂不堪的场景。而对照这些微博，眼前的故乡何不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污水依然没有得到治理，垃圾又开始出现在河岸上，整个城镇里飞扬着比成都还多的灰尘。或许，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度，乡镇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跨时代的剧变。这种城镇化、城市化是历史与时代的趋势，如潮流般不可阻挡。或许，有人说，这是发展必须所经历的阵痛。但是，当我们回味着过去那些美好的场景，这种城镇化、城市化真的是大家所需要的幸福感吗？真的是大家所需要的发展成果吗？对于一个乡镇城市化发展的反思，我想借用当年由我积极引导去南坝做调研的吉林大学的一个学生课题组在南坝做的一些调研结论，或许对中国基层乡镇发展的问题有一些启发。吉林大学的这个课题组在南坝调研后认为，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是：①区域生态环境意识淡薄，公众本身的环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如果公众有自身的环境意识，一方面可以让自己的行为得到约束，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促使政府更好地监管治理，但是意识淡薄，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没有约束；②“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③政府管理不力，对污染处罚力度不够，对环保资金投入不足。南坝镇政府多年的环保工作主要是协调处理群众环境污染纠纷和协助环保局开展收缴排污费等工作，镇环保部门的监察执法力量也较为薄弱。由于资金配备不足，缺少有专业知识的环保工作人员和工作车辆，难以应付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现状。同时，镇政府追求GDP的持续增长，忽略了对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目前,中国农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协会、农民环保组织的影响力有限,难以对抗一些地方政府唯GDP观下对排污企业的纵容行为。执法和管理力度不够，对环境污染行为较为宽容，造成企业“违法成本较低、守法成本较高”的不良思想，导致环境污染整治工作受阻。④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这一点我要补充的是，基层媒体对这些方面的监督关注力度不够，比如达州日报、达州晚报、达州电视台这些媒体几乎缺乏了对本地的民生关注。

8月初，刘洲伟的离职，让饱受冲击的媒体界，又摇摇欲坠了一把，也让一些冷眼看热闹的人多了一些谈资，有人说，老刘是找到了新路子，呼之欲出再不走就晚了；有人说，体制限制让老刘憋屈多年，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是好的；还有人说，老刘的出走，跟严重的内斗有很大关系，orz。真实的情况，我黑不得而知，但是刘老师临走那句：“老狗要玩新把戏，不成功也不必成仁。”透露出很多信息，第一，他至少不会再做传统媒体了，第二，他知道很多人等着看笑话，所以，他先在心理上，给自己留了条退路。人在台子上，鲜花掌声闪光灯，是个人物；下了台子，人走茶凉谁理你，自己呆着。在《创业家》五周年媒体圈的预热会上，刘老师透露说：“现在刚刚经历创业者的苦难期，原来讲的朋友中，至少有一半都开始变脸了......”最近这段时间，我黑和刘老师有过两次交集，一次是在9月初，他新办公室的谍照曝光后，以工作名义私约刘老师聊他新方向。老刘表达了两点：1、互联网从2000年开始，纸媒就没有抓住机会，先是看不见这个机会，后来是看不起，然后是看不懂，最后就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把钱给挣走了，移动互联网又来了，那就更整不明白了，2、突破无法在体制内进行，我们想做一个事情，但是体制根本不给空间，与其这样，还不如扑通一下跳下来完了。3、虽然出来了，但我还是媒体人，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果知道，早就做起来了，现在在摸索状态，不管是文文，还是东华，一开始出来，都得经历这段。4、目前在做什么？我的产品是有一定的投资功能，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去黑马大赛去做一些投资。除了投资产品，我将会两条腿走路，得去做点东西，一方面这个东西能够找到自己生长轨迹，另一方面要我要渐渐的变，彻底的变，5、文文说，传统媒体的危机是来自于精英思维。我不赞同，还是来自互联网，必须是，互联网带来了新的不一样的玩法，打破了原来的生态系统。第二次交集，是在10月份，正知书院酒会暨《创业家》五周年媒体预热会上，他做为演讲嘉宾，不断的和主持人张涛躲猫猫，最后还是被咱老牛抓上了台，和何力来了一次针锋相对的口仗。以下是精彩实录：何力：我就想问洲伟到底做什么业务？刘洲伟：现在刚刚经历创业者的苦难期，原来讲的朋友中至少有一半都开始变脸了，所以老牛讲的让我心有契契焉啊，现在先要把自己清空，从零开始。然后想清楚自己在哪方面还是有些优势的，我只能做金融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所有的经验都来源于此。但是我觉得，唯一要恶补的就是年轻人对互联网的敏感和知识，这是需要极度恶补的东西，恶补的过程中要自我阉割，因为你是在忍不住要把本能伸出来，要做做杂志、做报纸想做的事儿，其实那是蠢事儿，其实我也想做报纸，对我来说要先把自己颠覆掉。何力：说点实在的，想做的。刘洲伟：想做的，大家知道我们媒体圈的人大概在七八年前非常看不起互联网人士，觉得他们做的新闻是啥啊，五年前我们开始看不懂了，到现在我们出来了。我想对于金融行业来说，他们正处在我们差不多七八年前的感觉，金融界的大佬们因为他们平常都是养尊处优，其实我们做报纸、做杂志也是蛮养尊处优的，党给了你执照，因为不随便给执照，其实我们也是垄断竞争的既得利益者，这些草根行业现在已经愤愤不平的瞧不起金融了，整个泛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就开始进入下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阶段了，在这个阶段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学习、就是互相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能不能从他们的人群上打打主意呢？何力：现在很多人在说虎嗅，其实也在用圈子的方式做内容，但比如说像你说的金融业、基金、券商、保险，这个模式你觉得还行吗？刘洲伟：我是有信心的，最活跃的还是现在搞金融的这群人，因为他天天的想着钱的事儿，也天天想他这个钱马上会赚不到了，非常活跃，几乎你一会儿不看这个群就发现累计了很多红色的圈，就得把它点开，也许有戏吧。何力：到底做什么呢？刘洲伟：我只能计划到这一步，我得问问何力啊，因为何老师属于在我们这个圈里连续搞，搞完这个搞那个。何力：我没办法。刘洲伟：但你为什么下面还要在加一份报纸和一本杂志？何力：这是股东的要求，但我今天最大的收获是通过文文这么一说，其实纸媒还是可以做的，从内容到用户到关系。刘洲伟：如果钱用了一两年断顿了怎么办？因为你的战线比较长啊。何力：注册了两个公司。刘洲伟：独立的啊，死了就死了，那我就放心了。何力：不过我们合作伙伴大家有特别强的愿望，为什么想做规模？我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做财经新闻服务这个领域的最大的应该算一财，因为一财有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业务，记者也是最多的，但你算一算第一财经有多少个从事财经信息服务的记者？当然，互联网环境下的原创语境已经变了啊，刚才已经说了，但是我依然觉得算法不能取代全部的经验，像今日头条这种，我特别测试过今日头条。刘洲伟：这个有人互相印证，把整个消息串起来，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篇完整的文章呢？何力：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提前知道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所有的交易可能都需要当地的发改委批，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能提前知道，他说的那个是事后，你可以分析啊可以什么。刘洲伟：他是当事人在说。何力：是的，你要想办法找到当事人，所以我们觉得线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在线人身上花钱比在记者身上花钱更重要，一财这么多的平台加在一起不到200个记者，所以你们老说做中国的彭勃，彭勃在全世界有2000个记者，如果在中国有这样500个记者可能地位就不一样。系统化方法的确有，你要在互联网环境下有一套系统化的设计，而不是靠个人，因为过去说这个记者很勤奋，他挖内幕，建立自己的关系，挖掘真相，这种方式肯定不行，过去我们招一百个记者，有两个人冒出来了，这个好。刘洲伟：还需要记者吗？何力：需要。

       李小加：1961年出生，毕业于厦门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博士。曾任纽约Brown & Wood律师事务所律师，1994年加入美林证券，后任美林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总裁，2003年至2009年任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2009年10月加入香港交易所，现为香港交易所执行董事、行政总裁。10月25日消息，香港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昨日发表了名为《梦谈之后 路在何方——股权结构八问八答》的文章，文章针对阿里合伙人上市再次发声，明确提出创始人对于创新型公司很重要，  而控制权与保护公共股东利益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李小加指出，在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下，这两者并非不可调和。“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创始人的控制权大小必须与市场的制衡和纠错机制相匹配，以减少创始人因错误决策或滥权对公司和其它股东带来的损失。伟大的创始人是可以创造出伟大的公司，但权力不受约束的创始人也可以让伟大的公司轰然倒下。”他说。但在一些核心的问题，诸如“合伙人制度”是不是一种可行的上市方式，文章都没有给出正面的解答。以下为文章原文：自上次我在博客中“梦谈”投资者保障以来，市场上出现了更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讨论，这是好事。不过，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回味梦中的声音，在现实中更需要勇于直面问题，共同担当起“答桉先生”的角色。今天，我想在此尝试回答市场热议的一些问题，分享一下我对于投资者保障与股权结构的看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以下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一问：关于股权结构与投资者保障的讨论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你为什么又旧事重提？答：在前一阵子的激烈论战中，各方都畅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有一些朋友获得了精神胜利的愉悦，感觉很爽；也有一些朋友感到失望与惋惜。但问题是，大家都在自说自话，并不一定有认真倾听和分析对方的发言，也没有足够的努力在这么多不同的声音中寻求共识。面对香港金融业究竟应该如何迎接新经济带来的历史机遇这一重大问题，我们仍没有答桉。在下一波新经济浪潮中，中国创新型公司将佔据相当大的比重。对于香港而言，丢掉一两家上市公司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丢掉整整一代创新型科技公司就是一件大事，而未经认真论证和谘询就错失了这一代新经济公司更是一大遗憾。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关乎香港的公众利益，并且已经迫在眉睫，不容逃避。这需要我们有承担、有勇气去进一步寻找答桉，否则，就白白浪费了一个为香港市场规划未来的重大机遇。因此，我决定在此率先说出我的拙见，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多有识之士对于这一问题理性和智慧的探讨，为香港找到一个最好的答桉。二问：创新型公司与传统公司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它们值得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机制上给予新的思考？答：创新型公司与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取得成功的关键不是靠资本、资产或政策，而是靠创始人独特的梦想和远见。回顾这些创新型公司的成长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伟大的商业计划最初都起源于创始人一个伟大的梦想。苹果公司的成功起源于乔布斯发明一台改变世界的个人电脑的梦想，Facebook的成功源于扎克伯格希望以互联网改变人们交流方式的梦想，谷歌的成功源于佩奇和布林想要通过链接把整个互联网下载下来的梦想。这些创始人的伟大梦想和创意成就了创新型公司，也成为了它们最重要的核心资产。毫无疑问，对于这类公司而言，创始人应该比任何人更珍惜他们自己的“孩子”、更在意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也恰恰因此，众多投资者锺情于这样的公司。创新型公司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创始人创业时都没什么钱，必须向天使投资人、创投、私募基金等融资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使得他们在公司中的股权不断被稀释；一旦公司上市，他们的股权将进一步下降、作为公司发展方向掌舵人的地位将面临威胁。在公司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甚至可能会被轻易地逐出董事会。为了鼓励创新，为了保护这些创新型公司的核心与持久竞争力，国际领先的市场和很多机构投资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新的思考与平衡，他们认为给予创始人一定的空间与机会掌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也是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一项重要内容。三问：给予创新型公司创始人一定的控制权与保护公共股东利益是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答：在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下，它们并非不可调和。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创始人的控制权大小必须与市场的制衡和纠错机制相匹配，以减少创始人因错误决策或滥权对公司和其它股东带来的损失。伟大的创始人是可以创造出伟大的公司，但权力不受约束的创始人也可以让伟大的公司轰然倒下。因此，制衡与纠错机制必不可少，一个市场中制衡与纠错机制越强大，给创始人的控制权就可以越大，反之亦然。四问：在维持现状与双层股权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答：对于这一问题，市场意见纷纭，提出的建议也很多，从最简单的坚持同股同权到最极端的双层股权都有。最简单的可能是维持现状，不给予创始人对于公司控制权任何形式的特殊权力，但这不无代价。若要选择这个选项，香港可以保持传统公司治理机制的纯洁与简单，可以轻易佔领道德高地，但是也可能意味着香港主动放弃了一大批引领经济潮流的创新型公司，从而失去我们市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而与维持现状相对，另一个极端是允许上市公司发行附有不同投票权的双类或多类股票(即创始人所持股票的投票权高于普通公众股票的投票权)。这类制度在美国及欧洲很多海外市场运行多年，Facebook和谷歌等大型IT公司均採用这种多层股权结构上市。不过，香港如果要引入这一制度恐怕将会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香港应向以披露为主的成熟市场大步进发，让市场和投资者自由决定，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香港在倒退，因为香港和海外市场区别巨大，香港中小投资者无法与强势的大股东有效抗衡。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但最具代表性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给予创始人多数董事提名权。分水岭的一边可能是允许创始人或团队有权提名董事会中的少数(例如7席中的3席、9席中的4席等等)，并对高管之任命有一定的影响力。支持者认为这种安排不会对现有同股同权制度造成任何实质改变，同时可以在制度上使创始人对公司保持重要的影响力，不用顾虑随时会被强势股东联合踢出董事会。这一安排赢得共识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创始股东对高管任命(特别是行政总裁)的影响力，这需要监管者设计出精巧的制度安排，既保障创始人及团队掌舵公司的稳定性，又不对同股同权的基本原则产生实质性冲击。分水岭的另一边是让创始人或团队可以提名董事会多数董事，但股东大会可以否决创始人的提名；除此之外，所有股份同股同权。支持者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使创始人通过对多数董事的提名，实现对公司一定的控制，但反对者认为这可以使创始人以很低的成本实现对董事会乃至整个公司的有效控制。有可能让正反两方达成共识的关键是这一提名制度的纠错能力与有效期限。如果创始人的提名屡次被股东否决仍能继续提名，那这种控制权就可能已造成实际的同股不同权；如果这种提名权在股东大会否决一至两次后即永久消失，这就会使创始人极其认真严肃考虑提名以求得股东支持。同时，当其他股东与创始人在根本利益上有重大冲突时，其他股东可以通过一、两次否决就收回这一特权，这样的安排可以大幅降低该制度可能被滥用而引发的争议。五问：如果市场达成共识要对现有制度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如何确保程序公义？答：如果选择维持现状，我希望是经过仔细论证和综合考虑后作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因为屈于压力、惧怕争议或者懒于作为的后果，因为这关乎香港的未来。如果我们考虑修订上市政策及规则，则应该根据修订幅度的大小选择相应的审慎程序来推进。轻微的改动也许只需监管机构行使酌情权；而稍大的变化则需要事先向业内人士进行一些“软谘询”(Soft Consultation)使决策更周全；更大的改革则必须经过全面市场谘询，有些甚至需要经过立法程序。当然，现实中需要讨论的情况可能比这些更複杂，需要具体情况仔细分析。简言之，无论做出任何选择，我们都必须经过审慎客观的程序，体现法制尊严和程序正义。六问：现在热议的“合伙人制度”是不是一种可行的上市方式？答：老实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与我们讨论的上市公司股权治理机制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係。传统意义上的“合伙制”与公司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很难想像如何将它们揉在一起：合伙制是一人一票、合伙人之间通过合同相互制约；而公司制则是一股一票、股东之间通过公司章程、公司法等“标准契约”来定义权利与义务；合伙人这个集体是由合伙人之间的合同约束，谁进谁出由合伙人达成共识而决定，由此来体现合伙人公司的价值传承等等；而公司制下股权依出资比例而定，股东之间的关係是依靠“标准契约”来规范，股东通过在市场上买卖自由进出。可以说，前者是人治，后者是法治。上市公司只能是採用以股权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机制，监管者不会也无法在上市公司制度层面将这不可相容的“水”和“油”揉在一起。在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下，监管者只关注股东、董事和管理层这三类人群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关係，是否属合伙人与此无关。当然，部分股东、董事或管理层可以自行组织合伙人公司或其他团体来维护共同追求的某种特定价值观和管理理念，但这并不是上市公司监管者的关注点。当这样的组织形式对上市公司运作产生影响时，监管者会要求适当披露。七问：如果市场同意要为创新型公司来港上市做出一些规则修订，我们应对适用于什么申请人做出怎样的限制？答：假如市场同意给予某些创新型公司的创始股东一些特殊权利，这些权利也应该仅适用于有限的情况。例如：这家公司必须是代表新经济的创新型公司，因为这是整个讨论的出发点，这一制度“例外”并不是为其他传统公司设计的；当然，亦有需要对何为“新经济”、“创新型公司”下一个更准确的定义；获得此类有限权利的必须是创始人或创始团队，因为这也是讨论的出发点，这一制度“例外”不应该被随意转让或继承；创始人必须是股东并持有一定股权，因为讨论的基础是股东的权利，要保证创始人与股东利益的整体和长期一致性；一旦创始人或创始团队手中的股份降到一定水平下，这一制度“例外”也应自动失效。此外，还可以考虑施加最小市值或流通量等条件，以确保这些公司中有相当数量的成熟机构投资者来监督这些特殊权利不会被滥用。类似这样的限制方桉还可以有很多，但总而言之，不是所有公司、所有人都能享受特殊权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合伙人制度”本身是否可以是一个条件呢？如前所述，“合伙人制度”是公司自身激励人才、留住人才和追求特定价值观的管理制度，市场监管者毋须评论其优劣，但它不应与公司的股权制度溷为一谈。如果“合伙人”符合开列的条件，例如他们是创新公司创始人或团队，并且是持有一定股份的股东，那么就可以被考虑，否则就不行，这与申请人是否採用“合伙人制度”并无必然关係。八问：作为香港交易所集团的行政总裁，你上次发表的言论已经招致一些非议，认为你有为香港交易所谋私利之嫌，甚至有人认为你在为个别公司上市开道，此次你再发网志不怕引火烧身？答：我不害怕，因为发表这篇网志之目的正是为了香港的公众利益，这一公众利益远远超出了某一家公司是否来香港上市。何谓公众利益？在我看来，它首先包括崇扬法治精神、捍卫程序正义、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与秩序；同时，公众利益也应该包括发展市场、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核心竞争力。一个心怀公众利益的市场营运者和监管者，必须综合考虑其职责与目标，充分听取市场各方意见，并找出最有效的方桉，最大程度实现全市场的共赢。同时，我也相信，一场有智慧的讨论会聚焦于问题的实质和观点的论据，而不会拘泥于讨论者的身份和地位，更不会以揣测讨论者意图来逃避这个影响香港长期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最后，我想说，以上回答仅代表我的个人意见，我并非以上市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此发言，既不代表香港交易所董事会的意见，更不代表上市委员会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进行公开谘询、如何谘询、何时谘询完全取决于上市委员会及香港证监会的决策与指导。我之所以愿意在这里袒露心扉，是因为我相信香港是一个理性社会，能够开展有智慧、有担当的讨论，希望我的直率表达能够呼唤更多有识之士为这一重大问题献计献策。我期待各位一起加入这场讨论，香港的公众利益需要您！